四是必须依托开放发展这条必由之路。

因此，直到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甚至大城市，事实上都是熟人社会。凡事喜欢找关系，似乎是中国人的一大特征。

在传统婚丧嫁娶活动中，关系的交往平台功能体现得更加突出。这也是人们感到大城市人情冷漠的根本原因。表面看来，当然是通过关系请亲朋帮忙更省钱，搬家费是不用出了。熟人社会中可以通过关系互助提供的某些服务，变得只能依靠市场来提供。无论好学校还是好医生，优质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必然是稀缺的。

关系在陌生人社会的衰落 改革开放前，甚至直到上世纪末，中国在社会组织意义上仍然是传统的熟人社会。随着城市化进程导致的熟人社会解体、陌生人社会形成，类似于儿童看护这种原本通过邻里互助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地转为市场化提供了。在本书撰写期间，这三个方面的前景依然不甚明了。

[7]新冠病毒善于伪装成多种症状，干扰医学专家的判断。生产、分销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能够提高效率，催生和改善附加值更高的新产品，创造新就业，带来经济繁荣。这一点可归结为经济活动的根本性决定因素：情绪。这种模式能够创造更多价值，通过推动创新、增加就业、促进增长，最终带来经济效益。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大部分行业都停止活动，这种情况每延长一个月，该经济体的年增长率就可能下降两个百分点。早在1347—1351年黑死病席卷欧洲之时，工人第一次发现自己掌握了变革的力量。

英国则依靠少量通货膨胀逐渐偿还二战后的巨额债务（占GDP的250%）。未来几个月，失业状况势必将进一步恶化，原因很简单：可持续的经济复苏出现之前，失业形势不可能明显好转。第三种情境在过去的大流行病中没有出现过，但有可能在新冠疫情下产生：在2020年的第一波疫情高峰过后出现缓和迹象，即病毒传播和感染病例持续存在，但只有较小起伏，没有明显的波动。对这些国家而言，应对新冠危机需要可观的投入和数年时间，而巨额的经济损失会迅速转化为社会和人道主义灾难。

新的生产方法和工具可能催生前所未有的创新与创意浪潮。尽管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难以衡量，但它们对于社会凝聚力和环境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因此不应被低估。在许多欧洲国家，如果企业能证明其流动性问题是由疫情引起，可延后申请破产（在一些国家最晚可延到2021年3月）。疫情暴发后，系统重要性国家的央行几乎立即决定降息，同时启动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方案，印制必要的货币，使政府得以维持较低的借贷成本。

在许多国家，收入不平等空前显著，技术发展加剧了两极分化。这表明依靠法令的力量无法激活经济，同时也反映了大多数决策者围绕是否重新开放经济所面临的决策困局。

2020年6月底，一些V形数据（如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缩写为PMI）和观察性证据显示反弹强于预期，但我们仍应保持谨慎乐观，原因有二。债券投资者持同样的观点。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经济关停直接产生的影响在于，七国集团成员的年度GDP可能减少20%～30%。由于首当其冲的是一直以来（相对于建筑业或制造业）不容易受到经济周期影响的服务业，上述决定的影响似乎更加强烈。正如经济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所言：只有拯救生命才能挽救生计。归根结底，美元的首要地位是否会终结，取决于美国自身的情况。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决定拨出专款，处理心理健康、儿童贫困和家庭暴力等社会问题，让福祉成为公共政策的明确目标。这些因需要（比如实施卫生措施的需要）而引发的创新应用很快会导致成千上万乃至数百万的工作岗位流失。

历史上，国家搜集统计数据主要是为了充分掌握可用于征税和发动战争的资源。2020年全球政府支出中，总体刺激方案的规模可能超过全球GDP的20%，但各国之间差异明显，预计德国将达到33%，而美国仅高于12%。

这就是现代货币理论（MMT）和直升机撒钱比喻的由来：因利率已趋近于零，央行无法通过传统的货币工具（即降息）来刺激经济，除非决定实施深度负利率政策，但这可能存在较高风险，多数央行反对使用。[27]如果将中小学教育、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大学和成人培训都考虑在内，教育领域也能够创造大量就业。

2020年大流行病暴发后，这一观点屡次得到证明。即使与几十年前相比，当前经济的变化也可谓翻天覆地，更不必说与几个世纪前相比。

德国的短时工作计划（Kurzarbeit，许多国家都效仿这一做法）为1000万雇员提供了高达60%的收入补偿，以使他们免于失业。而忧虑通货膨胀的人士注意到央行资产负债表和财政赤字大幅增加，质疑这种情况怎么可能不导致通货膨胀，而且可能导致高通货膨胀甚至恶性通货膨胀。这一结果不难理解，因为在严格封禁导致的间歇期结束后，经济活动必然显著回升。这就需要在上述前沿市场开展差异化的审慎投资，因为在这些领域，市场力量能对社会经济产生变革性影响，但仍缺乏支持运转的某些必要条件（例如，可持续、大规模制造产品或资产的技术能力仍然不足，标准尚不清晰，法律框架有待完善）。

事实上，唯有未来的数据和后续分析才能提供切实证据，证明在健康和经济之间不存在权衡取舍。少一起新冠病毒感染或死亡病例，公众并不会欢欣庆祝。

即便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GDP下降10%以及失业率超过10%都用了数年时间。聊天机器人（通常与亚马逊的人工智能语音助手Alexa采用相同的语音识别技术）和其他可替代一般人工劳动的软件正在快速推行。

老龄化和技术（两者在本质上都将引发通货紧缩）等明显的长期结构化趋势加上极高的失业率，将抑制未来多年的工资增长，给通货膨胀率造成巨大的下行压力。2020年4月，中国科学家金奇表示，新冠病毒很可能和非典不一样，它有可能会与人类长期共存，成为季节性的流行病。

因此，在发达经济体中，在经济活动中占比最大的服务业（在美国，服务业贡献了70%的GDP，吸纳了80%以上的就业人口）在本次疫情中遭受的冲击最大。此外，新冠疫情表明，健康领域急需加大基础设施、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投资。[17]仅在2020年3—4月，就有超过36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逆转了10年来的就业增长态势。第二，不光是经济总体规模很重要，逐步改善收益分配以及机会获取也很关键。

[22]此外，经济增长红利向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个人严重倾斜。此外，许多康复者还会留下慢性肾病和心脏疾病等后遗症，神经系统也受到长久影响。

如果政府希望实现更高质量的新型增长模式，现在就应当把握机会，在上述领域采取激励措施，以鼓励创新、激发创意。随着复苏的开始，GDP的季度环比增长可能令人瞩目（因疫情导致起点较低），但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总体经济规模可能要数年之后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最近，学术界已开始整合公私机构的数据资源，解决在衡量资本时遇到的挑战。面对不确定性，我们需考虑各种情境，以更好地了解未来可能出现的状况。